以道德权威和伦理警察自居的美国传媒在观察和报道非西方文明民族和国家时，特别是报道坚持走自己道路的社会主义中国时，总是自负地感觉世界上唯他们独醒。他们以圣人和传道士的面孔出现。由于他们自信又自负，咄咄逼人，再加上美国政治制度集团容不得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文明共存，他们视别民族和文化为粪土和妖魔。西方传统基督教黑白分明的两极化认识事物，使西方传媒在报道中国发展时，根本认识不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多重性，更看不到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们近年来妖魔化中国的报道，几乎是一种病态的失控和失常状态，至少是一种无知的躁动和妄想，使用的新闻手段更是有悖于基本的新闻法则和职业道德。李希光在其著作《中国有多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一书中对此做了具体的阐释。下文是该书的节选。
美国主要传媒的记者在报道中国时，总是以道德和思想警察自居，把自己装扮成诚实可信、维护人权和正义的警察。把以欧美传统为基础的美国价值观念说成是人类的共同信仰和真理。把主张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的人称之为有道德问题，或拿了中国人的钱，或在中国市场上有利可图。如，他们攻击基辛格和布什是在与中国做生意的公司里有好处，才帮中国说情。把支持中国的人称之为道德低下的人，把反对中国的人称之为行为品德高尚的人。“美国公共舆论的联合法官——《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以及这个国家其他的‘平衡的’新闻机构坚信，在这个自由民主的土地上，他们的自由民主是不容怀疑的。”
以人权为中心问题，不是“妖魔化中国”的原因，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丝毫不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人权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但又是传媒最具感召力的一个理由。美国媒体要求的人权就是要求中国给那些鼓吹在中国全盘美国化和服从美国领导的人有自由鼓吹的权利，无论美国传媒人权问题唱多高的高调，其最终目的是煽动对中国的经济制裁，如果中国没有“人权问题”，他们为了美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和财团企业的利益，肯定还会制造出来另一个理由，制裁中国。
冷战结束后，一贯视前苏联为邪恶帝国的美国主流媒体圈子的人开始寻找新的威胁。像伊拉克那种“胡作非为的国家”、南斯拉夫的种族冲突等也许是敌人，但是他们无一具有超级大国对手的那种地缘政治的分量，也不需要像冷战那样进行全球战略规划。忽然，世界银行一项报告似乎表明地平线上正在出现一个新的霸权国家。世行宣布，中国的经济比以前人们想象的要强大得多。新闻分析家们马上展开了他们的想象力，推断了目前的经济和技术发展趋势，估计了中国的军事采购能力。“结果是，许多战略家认为中国可能成为主宰亚洲的力量。严重威胁美国的利益。”
拍电影具有强烈的娱乐性，但又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就像“文革”中的样板戏的模式三突出。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好莱坞式的菜单。西方媒体依照这个定型的、一成不变的僵化模式（sterotype）拟定关于中国的报道题目、采访什么人物、收集何种材料。报道的一切都是为了树立这样一个形象服务：中国是个“共产主义邪恶国家”、是个“萨达姆·侯塞因式恶棍国家”、中国人是不讲仁义道德和不守国际法的“道德低下的人”、中国是向世界“独裁国家”出售杀人武器的军火商等等。如《华盛顿邮报》十分神秘地报道说：“丛林之中的滇缅公路曾是一条重要的武器供应线，美国及其盟国从这里将用来抗日的武器向北运进中国。今天，这条布满车辙的双行道公路仍在运送武器，只是运往相反的方向：在缅甸军政府的请求下，中国制造的武器被用来帮助缅甸军政府将对政府不满的人民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
“在中国购买军事装备只是缅甸成功逃避西方为首实行的贸易禁运的几种途径之一。中国的毒品商对缅甸继续生产出口鸦片胶（几乎达到创纪录的水平）起到了帮助作用……通往中国的北行线也经常用来运送从缅甸的罂粟中提炼出来的鸦片胶。美国官员说，中国的毒品商再将这些鸦片胶走私到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而后又将用它制成的海洛因运往美国。”并扬言要把中国当成当年的南非或是今天的伊拉克加以制裁。
大量使用煽动性和情绪化的语言和报纸标题。随便翻翻美国的报纸，就可以看到这样的新闻标题：《即将到来的中美冲突》、《为什么要让中国赢得同美国的战争？》《美国应该卷入香港吗？是！》、《别了，香港的自由》等，诉诸情感，加强刺激、力图通过各种“妖魔化中国”的画面，刺激公众的非理性思维，使公众对中国产生非理性的“厌恶”和“恐怖”。如《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署名文章里，把中国与德国法西斯相比，称中国是“侵略成性的国家”：“中国的政治演变不可能朝着多元化前进，而是朝着如‘20世纪初期法西斯’这样的方向下滑……中国与14个国家共有一个边界，目前与24个国家存在着领土或水域争端。如果一个有侵略性的中国要寻找借口，它可能编造出许多但泽和苏台德事件来。”再如，西方传媒在香港回归报道中，一些记者来到香港，带着这样的想象：“是跟上海陷落一般凄美的悲剧，期待的是壮丽的破坏……我们是来看强奸的。”不料97前的香港却如此平静，既没有争相离去的移民潮，也没有经济崩溃。
由于长期以来，美国公众一直把报纸当成“道德先生”，所以即使媒体说谎话，公众也信以为真，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天，《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还有谁记得西藏？》：“现在香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吞并了，国际社会最好借此机会来研究研究中国对西藏的征服……中国吞并西藏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与缅甸、印度、不丹、哈萨克斯坦和东土耳其斯坦（今天称之为新疆省）有了领土接壤。”就连上过一点历史地理课的小学生也不会写这种胡言乱语的文章，但是美国这些有国际影响的大报，为了给中国抹黑，根本就顾不上作者的文字是不是谎话了。
在大量的“妖魔化中国”的报道中，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西方媒体在许多虚假报道中，使用“可能”、“也许”、“假设”、“人们担心”这类诱导和暗示性语言，把一些纯粹是自己的猜想和根本没有发生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报道出来。《华盛顿邮报》是这样报道香港回归对台湾的影响的。一篇题为《台湾对香港交接没有喜庆气氛》是这样开头的：“假如你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但是有一个男人端着枪或拿着一把刀强迫你的女儿嫁给他，这就是中国如何强迫与台湾统一的……”
如，1997年6月28日，近万名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留学生、华人和华侨聚集在宇航博物馆前国家林荫大道旁的草坪上，锣鼓喧天，龙狮欢舞，高举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参加迎接香港回归祖国的大游行。这是有史以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华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活动。作为当地的最大报纸《华盛顿邮报》对此无法视而不见，如果一点不报道就无法向市民交代。但如果真实地报道参加游行庆祝的人数，无疑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因为该报长期以来散布谣言，谎称海外华人对中国收回香港存在恐惧心理。结果，该报把这条消息作为简讯放在当地菲律宾社团活动消息的后面，报道说共有一百多华人参加了香港回归庆祝。
在香港回归期间，《华盛顿邮报》电子版每天头版头条刊登台独分子的广告“对中国说不”和“反对中国吞并台湾”的醒目广告。同时，还连续刊登《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台湾独立》的所谓“民意调查”。美国报纸大肆造谣，说中国搞“政治捐款”，影响美国政治。另一方面，像《华盛顿邮报》这类美国大报公开接受台独分子的钱，在新闻版面，完全以新闻的形式大肆做敌视中国人的政治性和新闻性广告宣传，而不讨论中国的真实问题和广大老百姓关注的现实问题，中国除了杀婴、劳改产品、镇压不同政见者外，没有别的形象。让美国公众生存在对中国虚幻的意识形态想象中。
特别是在敏感和重大事件报道中，如所谓中国卷入“民主党政治捐款案”，常常是“司法部的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一个现场目击者说”，“据报道”，“知情者说”等等，美国媒体为了显示其报道的客观，同时又不对新闻报道中的谎言负责，常常这样交代新闻来源，用身份模糊的采访对象的话，使读者无法核实其真伪。
1997年7月1日凌晨，CNN这样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的镜头：在阴森森的雨夜，寂静的夜空中回荡着坦克和装甲车隆隆的履带声。在深夜昏暗的路灯下，坦克和装甲车一辆接着一辆开进香港空无一人的大街。街上看不到任何群众欢迎的场面和欢迎标语。《经济学家》杂志更公然地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比作德国纳粹军队进入巴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害最深的民族是中国人（伤亡3500万），其次可能是犹太人（伤亡几百万人）。日本法西斯主义分子和德国纳粹分子对这两个无辜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十恶不赦，罄竹难书。令人欣慰的是，今天的美国大众传媒在报道德国纳粹残害犹太人的罪行上，从电影、电视，到报纸、杂志、小说，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充满了维护人类尊严的正义感。但是，在对待日本法西斯分子残害中国人的罪行上，美国的传媒今天不仅保持沉默，而且还把中国人对日本法西斯罪行提出的批评斥责为“民族主义愤怒的声音”，并散布说：“许多日本人已经对中国人揭露他们的战争罪行越来越厌恶了。”把中国人对本世纪内最反人类和践踏人权的日本法西斯分子的揭露斥责为“中国可能会成为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强权”。如果德国总理朝拜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坟墓，肯定会在美国媒体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他们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东条英机的灵位不仅不表示异议，还把中国人反对的态度斥责为“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是“跟种族主义一样的惧外运动”。
